广发基金

1964年夏末，河南南阳一中，一位父亲带着自己刚考上重点高中的儿子，恳求班主任减免无力凑足的9元学费，老师的一句话决定了少年的命运：回去让街道居委会开个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让孩子上不了学。 

这普通的一句话，在少年听来如同天籁，永生难忘。这位少年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当工人，1973年读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念完硕士、博士，在中央党校做过经济学教员，评定了教授职称，现在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1993年以后，他先后出任广发证券副总裁、总裁，走进了初创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曾出任嘉实基金公司董事长，担任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他就是现任广发基金公司董事长马庆泉。

马庆泉：广发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博士，教授，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第三届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历任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教授，广发证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副董事长、总裁，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二届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等职务。

初见马庆泉，记者颇感意外，因为马庆泉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得像任何一位平常人。他的眼神温和平静，没有一丝锋芒，似乎所有的苦难与荣耀都已退去，千锤百炼之后已返璞归真。

就像他自己作的诗：天经百劫云色淡、潮起潮落自坦然。

马庆泉的语言如他本人一样朴实无华。在资本市场上驰骋多年的马庆泉，只希望得到两个评价：一、是个好人；二、有点能力能干好点事。

这种朴素的价值观，来源于马庆泉早期的艰苦生活与家庭教育。“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清廉，对我影响很大。”

母亲为我指引方向，使我向着完美人生的遥远目标，虽然艰难，但却顽强地迈进。就算进步缓慢，但决不退转。

早年的艰难岁月

1949年出生的马庆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人世沧桑，这也是中国剧烈变革的五十年。

马庆泉生在豫西山区的伏牛山下，1955年全家迁到城里，小时候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奶奶双目失明、哥哥智力残障、妹妹患脑瘫，全家就靠父亲打零工维持生计。

苦难的生活，没有淹没马庆泉的早慧。按照当地的风俗，马庆泉一出生就先吃了一勺墨汁。不知是否这勺墨汁发挥了神奇的效力，马庆泉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吃饭睡觉都不舍得把书放下。这样如饥似渴的阅读，为马庆泉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每篇作文都被当作范文。“所以，我一直偏爱文史哲。”马庆泉说。

马庆泉也得到了好心人的关照，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免交学费。他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没钱买饭票，实在觉得撑不下去了，我回家想去找活干，父亲说，安心上你的学。”已去世37年的父亲的形象还清晰地保留在马庆泉的心灵深处：“父亲借了钱到学校，我正上课，打铃的老头把我叫出去，父亲递给我一个小包，大约有不到二元钱，都是五分、一毛的小票。”

有一则小故事，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马庆泉的执着与极强的求知欲。“文革”时中国取消了高考，1973年，在工厂当工人的马庆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上大学，这封信在当年大学恢复招生后被中央办公厅转发回地方政府，没有关系也没钱送礼的马庆泉因此得以被推荐成了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

让马庆泉受益终生的还有母亲的善良与正直。“从小，母亲就教我们要与人为善，看到别人好不要嫉妒，对弱者要同情。母亲老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有点历史感。”母亲常常教育子女，长大当要惜乎穷人；要是做了官，有老百姓找自己办事，一定要赶紧办，即使正在吃饭也要放下饭碗就去办。“后来我作了公司的总裁、董事长。这些年社会风气不佳，电视上经常曝光一些社会的腐败现象。每次我给家里打电话，母亲都忘不了叮嘱一声：可千万不要忘本；乡下老百姓还很苦；不能学这些祸害老百姓的人。”

母亲一直是马庆泉心灵的一面镜子，他在《怀念母亲》一文中写道：母亲为我指引方向，也时时照出我的不足，使我向着完美人生的遥远目标，虽然艰难但却顽强地迈进。就算进步缓慢，但决不退转。

一个人在抛弃了自己的义务，失去灵魂支柱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对他而言，也不过是一屋子待泼的脏水。

朴素的价值观

年少时的贫困与父母的刚强善良，使他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惯与不轻易为环境所影响的定力。

在物质极大丰富甚至泛滥的今天，马庆泉确实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的本色。曾经有一天，他生病一个人住院，正好八月十五，他到附近宾馆想吃点东西，结果被服务员拦住不让进，理由是，宾馆有最低消费。

这种生活态度，使马庆泉在风高浪急的资本市场，始终向前航行，没有偏离方向。回顾十几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大浪淘沙，许多风云人物都被风吹雨打去，不能不让人感慨唏嘘。初创期尚不规范的证券市场，对每一个一线从业人员无疑都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我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动摇，有些底线我会非常严格地遵守，外界的诱惑引不起任何波澜。”从广发证券到嘉实基金，从证券业协会到广发基金，马庆泉的证券生涯一直都走得非常稳。

马庆泉要求广发基金管理公司的员工必须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本书叫《忏悔无门》，讲的是一个人在抛弃了自己的义务，失去灵魂支柱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对他而言，也不过是一屋子待泼的脏水。”在年终总结大会上，马庆泉告诫所有员工。

在金钱的问题上，西方人想得比较深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很有成就的商业巨子，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反过来思考一些人生的根本问题。老洛克菲勒说过，我们去世时留给子孙的财富越多耻辱越大；罗杰斯也说过，我受上帝的指引托管别人的财富。这都是很深刻的人生感悟，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马庆泉表示，对员工道德风险的防范要求有明晰的、具体的、方便操作的制度，这既是对公司的保护，也是对员工的保护。“正如证监会基金部李副主任所说，员工道德风险工作要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在制度规范，常抓不懈的前提下再出现员工道德风险问题，公司才可以免责。”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马庆泉的历史观，使他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支撑，我常常思考，应该怎样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中国现有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对理论经济学的执着追求

离开学术研究舞台多年的马庆泉，并没有中断理论方面的思考。

2003年，身为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的马庆泉利用春节假期，突击写了一本探索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小册子———《新资本论纲要》。该书以马庆泉自己和马克思对话的形式，对知识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深入阐述，无论对理论的探索还是在写作形式上都匠心独具。

“知识经济社会是理性的、和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着知识、劳动、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及其相对应的三个基本的社会阶级。”金融业是人力资本、专业技能要求比较高的领域，集中表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十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给马庆泉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价值是由哪些要素创造的，再确定所对应的社会阶层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才会有明确的社会蓝图。”

这本书是马庆泉对自己多年思考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支撑，应该怎样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中国现有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这是我在学术研究上的主要兴趣点。”

这种爱好与理论界的需求和导向显然不太一致。“我带的学生毕业论文都选金融证券等实用的方向，没有人往理论的方向深入下去。”马庆泉有些遗憾，“现在人们都倾向于实用经济学，忽视了这一点。今后肯定会回归的。”

那么，马庆泉提出的知识经济社会企业制度有没有实现的一天？马庆泉表示，有科学根据的梦想使人类进步。“没有梦想，人会变成什么呢？”

马庆泉早期曾致力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1989年曾发表专著《新短缺经济学》，当时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许多东西都很短缺，马庆泉有预见性地提出中国的短缺经济时代已基本结束，五、六年之后，“短缺”就真的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完全消失了。马庆泉下海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市场经济观》，被收录进《中青年经济学家文集》，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理论探索方面的文章。

十年磨一剑，相信，在理论研究领域，马庆泉一定还会走下去。

“精英人物应该读一点哲学、宗教方面的书，实在没时间，读读人物传记也行，比如《德雷莎修女传》，心灵肯定得到提升。”

哲学与佛学提升心灵

古人有诗云：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

“人到中年以后，会反过来思索一些比较根本的人生问题。”马庆泉告诉记者，自己对佛学有着比较持久、浓厚的兴趣，但没有皈依。“我对佛学的兴趣植根于大学时代对哲学的喜爱，也许与我内心深处的一点‘善根’有关吧，在我的天性中，可能来自父母的遗传，对旁人的苦难、不幸的遭遇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

不是太忙的时候，马庆泉每天会静坐一段时间；背诵《金刚经》，则五年来没有一日间断。马庆泉认为，佛教同儒教、基督教一样，有助于人们心灵的净化，比如儒家讲究修身，佛家提倡无私无我、破除我执，都是人类智慧的升华，对提高个人修养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人生外在遇到的困难，是不难克服的，物质的需求也很容易满足；最困难的是自我精神上的超越。学习佛学智慧，可以使人在克服和争取的奋斗中，有平和、淡泊的心态。”

马庆泉认为，佛教的出发点很明确，就是要解决善恶的问题，比如智者大师用“诸恶勿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来定义佛教。“很多道理其实很浅显，但却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所以，中国古人很讲究修身。”

马庆泉深有感触地说，“精英人物应该读一点哲学、宗教方面的书，实在没时间，读读人物传记也行，比如《德雷莎修女传》，心灵肯定得到提升。”

管理心得

强调制度文化与人文精神

马庆泉在广发基金主要是抓一些方向性的、目标性的东西，用马庆泉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公司是作“政委”的角色。“这几年我们公司内部是比较协调的，公司员工队伍、管理团队都非常优秀，在道德和专业水平两方面经受住了考验，我们三年多来取得的成绩，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得来的。我起的作用只是第二位的。”

马庆泉特别看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他认为，一个企业的兴旺发达，首先源于其企业文化的兴盛；而一个企业的衰败，首先也是源于其企业文化的解体和变质。他希望能把两方面的思想融进广发基金公司的企业文化：一是制度文化，一是人文精神，他认为这两点应该在一个企业的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份量。

马庆泉表示，这是自己在证券业协会工作三年获得的宝贵经验。他对庄心一副主席非常佩服。“在庄主席身边工作，除了被其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精神感染，还让我认识到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一是制度，庄主席对制度建设非常重视，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正确的结果；二是人文精神，接触不多的人会认为庄主席很刚直，其实他很有人情味；这一点需要从管理理念上提出来，这也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最核心的要素之一；最后一点是庄主席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的东西都是从调查研究中来的。”马庆泉深有感触地说，“比如我们搞基金销售，要了解投资者的结构现状，必须要到一线去走访；这样，工作思路就出来了。”

观点

从建设性的角度看基金业

马庆泉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因为制度建设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风险化解也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在一些关键问题得到解决后，证券市场应该能够反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基金业也将随之得到更大的发展。

去年底以来，基金业扩张的速度受到了质疑。对此，马庆泉认为，应该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基金业的大形势基本上是好的，有一些局部的问题要引起注意但不需要刹车来解决。

马庆泉表示，未来三年，中国基金业无论行业成熟度还是资产规模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2006年5月广发策略成长基金发了184亿，当时很多人都有恐高症，却没有看到，市场容量正在发生变化，基金的规模也会相应放大；另一方面，基金业发展七八年了，管的规模太小怎么同国际接轨，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应该有勇气来管理大基金。”马庆泉当时就富于前瞻性地指出，中国基金业出现一个大基金群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需要。马庆泉表示，相信两年左右基金业的规模会接近2万亿。

马庆泉特别重视投资者教育，他认为，基金业要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最重要的就是要全面展开投资者教育，而基金公司有责任成为这一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去年十二月以来，基民开户数猛增，许多不熟悉基金业的社会群体进来了，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马庆泉表示，基金公司应该下大力气开展投资者教育，应该把投资者教育贯穿到业务的每一个环节。“不能总是我们在讲，可以换一个角度，组织投资人的座谈会，听听他们想要什么。

马庆泉还提出了基金业的社会责任，他认为，除了为投资人负责，为股东负责，基金公司还应承担更大范围的对市场对社会的责任。“基金的规模大了，对市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基金的投资动向甚至成了社会投资者的风向标，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更应该慎言慎行。”

后记

诸相非相

写马庆泉的人物专访，记者一直是忐忑不安。一方面，马庆泉的文笔非常好，自己不好意思献丑；另一方面，马庆泉在学术与哲学方面的思考已很深刻，我担心自己太肤浅，难以理解得透彻。

在马庆泉的个人网站“思想岛”上，收录了他的部分文章与他自己填的一些古体诗，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马庆泉是一个才华横溢、至情至性的人。

马庆泉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平民色彩，同时有相当的忧患意识，他自称：我只是荒郊野外爱思考点天地玄黄的一介草民。在一篇文章中，马庆泉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最大的短缺是思想的短缺，就思想界而论，现在是伯林所谓社会集体平庸的时代。

在“思想岛”的首页上写着：为喧嚣的人生添一分思想的清凉。

马庆泉无疑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这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点燃了马庆泉心里的一盏灯，闪烁着希望之光，虽然也有微弱的时候，却从来不曾熄灭。

而人类的文明能够得以传承，就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善于思考、懂得舍弃、能够忘我的人。

心底无私天底宽。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了相当的阅历与悟性，才会明白，这句话并不只是一句美丽的口号，而是人生的至理。

马庆泉嘱咐记者，“你千万别把我写得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并不觉得现在就比几十年前当工人时高明。”

马庆泉看起来确实非常普通，他也像所有人一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生活着。但却是和而不杂，同而不流，有一种精神之光在隐约闪现，让人想起老子《道德经》中“和其光，同其尘”的境界。

“水流元在海，月落不离天。”记者的拙笔，自难反映马庆泉思想的一二，甚至可能有曲解之处。

《金刚经》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作这些文字已是着相，已落下乘，无异执象而求，早已咫尺天涯。读者如能见诸相非相，自可照见本来。